新京报贝壳财经讯（记者 胡萌）北京时间10月11日下午，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了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加拿大经济学家戴维·卡德（David Card）因“对劳动经济学的实证贡献”获一半奖项，美国经济学家约书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Angrist）和吉多·W·因本斯（Guido Imbens）因“对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论贡献”获另一半奖项。
今年的诺奖得主有何特殊之处？三位学者的贡献到底解决了哪些问题？中国目前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如何？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就此采访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
新京报贝壳财经：怎么看待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卡德、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这三位学者？
张军：今年三位学者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是奖励他们在用实证方法评估政策效果方面的贡献，其中卡德教授是长期研究劳动经济学的学者，后两位MIT和斯坦福的教授主要在发展识别因果关系的方法方面做出了贡献。不过，必须承认，昨晚的这个结果令人意外，让之前所有的预测大跌眼镜。我们习惯于把诺奖经济学家看成是大牛中的大牛，所以，一般是根据他们的学术影响力和知名度来预测结果，但这种做法并不总是可靠，因为诺奖的神秘性就在于不可完全预测。所以，今年三位学者获奖肯定是出乎意料的，虽然他们在学术上都取得成就，但还不是属于可以被预测到的那种经济学家。类似的学者在劳动经济学和应用计量经济学领域实在是太多了。
可以理解瑞典诺奖委员会这样做的道理，每年猜诺奖都充满了吸引力，但都不太能猜得中，也就是说，诺奖有一定的诡秘性，这是它能够成功的一个神器。诺贝尔经济学奖从1969年颁布到现在年年颁发，如果没有随机性和诡秘性，真的很难让大家始终对诺奖感兴趣，因为被猜中的概率太大了。所以，在保持诺奖本身的权威和公信力之外，它的遴选结果有一定的随机性和神秘性也是非常必要的。我们要理解，有的时候诺奖得主并不是优中选优的结果。
新京报贝壳财经：今年的诺奖学者所作出的贡献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
张军：从今年的三位诺奖得主来看，卡德因为对劳动经济学的实证贡献而获奖。劳动经济学的范畴很广泛，主要是研究“人”，研究政策对“人”的影响。它是通过观测人的状况、人的行为变化等，寻找这个状况或行为的变化跟某一项政策到底有没有关系。
是的，要弄清楚政策的影响是否存在，有什么影响以及有多大影响，需要发展出可靠的识别因果关系的方法。在这方面，实在有太多的经济学家。现在发表的有关实证的或经验的经济学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关于识别因果关系这个问题的。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获奖则是为了表彰他们“对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学的贡献”。这些工作当然很重要，但非要说他们的工作是否最具开创性，我看也不一定。这方面的工作吸引了太多的经济学家，他们算是这个领域的代表吧。
新京报贝壳财经：在您看来，目前国内在今年诺奖的研究领域发展程度几何？
张军：在应用计量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领域，可以说全世界有数十万甚至百万级的一线经济学家从事研究工作，更不用说有多少研究生了。国内的研究生、博士生做的研究论文，从比例来说，估计百分之七十都在朝这个方向走。因为相对来说选题比较宽泛，方法比较成熟，研究充满乐趣。比如，《新劳动法》推出之后，就吸引非常多的研究，想弄清楚该法案的推出对企业、对员工、对就业等很多方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也正因为如此，从国内来看，我们现在更多的学者，包括学生们还主要是用中国的数据做应用实证研究，也可以说是模仿别人的做法。目前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做劳动经济学范畴里的研究，大部分都是用已有的识别因果关系的方法，比如那个著名的DID，也就是双重差分的方法。包括今天诺奖得主卡德教授的贡献，应该就是在推动DID方法方面吧。发展一种新的方法不容易，我们在方法论上目前还没有特别大的创新，发表的文章基本都是方法应用型的。比如，我们通常会把一个在若干年以前的政策冲击作为识别的策略，然后通过观察受政策冲击的处理组与没有政策冲击的对照组相比有没有发生什么改变，然后通过计量经济学方法来精确度量政策冲击的影响有多大。现在我们经济学院的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学位论文，至少70%都是做这类的研究的。我想全国的情况也基本差不多。做多了，总会有人想着去寻找新的方法的。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胡萌 编辑 席莉莉 校对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