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新股中签“躺赚”时代正在远去。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创新药企IPO频频遭遇“破发”，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据时代周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21年赴港上市的17家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中，10家在上市首日收跌，最大跌幅近27%，其中8家是在2021年下半年上市。截至12月30日收盘，15家仍处于股价破发状态。同样，A股市场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截至12月29日收盘，共有16家药企股价仍位于发行价以下，其中非2021年上市的药企共计9家。
对这一现象，12月28日，广州一家私募机构分析师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生物医药的投资环境较前两年有所降温。影响因素有很多，包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趋于稳定、医保控费、集采常态化等。“以往对创新药企的高预期和对来的想象空间不再，泡沫被挤出来很正常。而且现在上市的创新药企很多，早就不是‘香饽饽’了。”该分析师称。
“更重要的是，（政策）标准提高，市场对药企的创新能力也有了重新的审视，价格回归价值。”该分析师对时代周报记者解释称，那些跌破发行价的企业，很多都没有正式上市的产品，其在研产品从本质上看，多数也不属于真正的创新，投资者看不到他们相较同业的优势和差异。
他表示，在外部环境没有明显变化的前提下，创新药企IPO破发的现象2022年大概率还会持续，“大浪淘沙，只有真正拥有创新实力，拥有过硬产品的企业才能继续赢得投资者和市场的青睐”。
除了持续变化的外部环境和政策标准外，国内创新药企研发基础相对薄弱、产品同质化问题以及医药支付体系仍不够完善等，也成为制约创新药企发展的掣肘。
在这样的处境下，创新药企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将眼界放宽至全球，将产品推向国际化。与之相对应的是，产品是否拥有全球市场也成为判断一家药企前景好坏的重要标准。
同质化问题严重，源头创新任重道远
“十年时间，十亿美金”曾是业内对创新药研发的公认准则，而一款创新药要真正送到患者手中，至少要经历研发、临床、申报、审评、审批等多个程序。源头创新则是这一切的开端。
源头创新是指基础科研层面的突破，通常由科研院所、高校教授完成，科研成果的转化由企业完成。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源头创新集中在药物发现阶段，之后形成转化。由于生命科学的新发现有诸多偶然因素，需要科学家的狂想、热情和耐住寂寞的长期耕耘。
12月31日，加科思药业董事长兼CEO王印祥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制药公司而言，关注源头创新意味着研发全球首创新药，也就是还未成药的靶点。“以人类发现的第一个和肿瘤相关的基因KRAS为例，其相关药物KRAS G12C抑制剂在近40年后的2021年才成功开发出来。”他表示。
为了关注最新的科研成果，加科思内部会定期组织Journal Club学术研讨会及前沿项目立项会。“由我们的科学家轮流介绍近期学术期刊中值得关注的动态，从中寻找项目机会。”王印祥对时代周报记者称。
而国内面临的现实是，作为医药创新源头的关键要素，基础研究水平仍较低。具体表现在，优质论文占比低、热点前沿研究仍以跟进为主、知识产权转化不足、科研专利机构实施率低等诸多方面。
展开全文根据《构建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系统（2021-2025）》报告，2020年中国生物医学领域论文发表数量达到近29万篇，但其中在《自然》、《科学》、《细胞》三大顶级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比例只有0.17%，远低于欧美生物医药领先国家普遍高于0.6%的水平。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生物医学领军人才数量方面，中国也与欧美国家差距显著，2020年ESI全球前1%生物医药领域高被引学者数中国仅25人，美国则有900余人。
而在专利转化方面，《2020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在735所受访高校和381所受访科研单位中，有效发明专利的实施率分别为14.7%和28.9%，低于美国高水平高校约37%的专利转化率。宋瑞霖曾就此强调，“如果不把源头创新列入到市场中，让它流动转化起来，我们只能去美国买技术。”
此外，国内出现的创新扎堆、药物研发同质化严重的现象，也加强了业内重视源头创新的共识。数据显示，2020年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共登记临床试验2602项，但登记临床的药物品种的前10位靶点总品种数量多达389项，占比超10%，靶点同质化问题明显。
以PD-1赛道为例。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1月，国内已有10款PD-1/PD-L1单抗药物获批，其中上市的PD-1单抗产品已有8个，此外，在研项目还有近百个。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副主任周思源曾在2021年9月举行的第六届中国医药创新与投资大会期间表示，“大量的临床资源都集中在PD-1和PD-L1。将两者申请的适应症进行整合，一共涉及18个瘤种。其中，42家企业的155个受理文号指向肺癌。”
西南证券的研报也指出，国内的PD-1单抗呈现扎堆研发的状态，按照肿瘤部位分类的24个类型的肿瘤，其中竞争最激烈的是前四大肿瘤：肺癌、胃癌、肝癌、食管癌，每个适应症均有超过10家在研。
竞争激烈的同时，入场者们为抢食市场份额，在价格上互相倾轧。有业内人士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曾透露，“很多企业在立项时预计一年的售价约为20万元，而在‘集采’推行后，售价约为3万元。”
相比之下，美国药企百时美施贵宝的欧狄沃（纳武利尤单抗注射液，俗称“O药”）在中国上市时，一年的治疗费用大约47.9万元。而默沙东的可瑞达（帕博利珠单抗注射液，俗称“K药”）年治疗费用也将近30万。
千亿规模的PD-1市场已然不再。据西南证券测算，至2025年，国内PD-1单抗总体市场规模有望达到305亿元。
多元支付体系待建设，药企瞄准国际化
国内创新药的源头创新任重道远，而医药支付体系也有待进一步完善。受此影响，很多创新药仍面临支付难题。
2021年12月，“一针70万”的天价药——渤健公司的诺西那生纳注射液被纳入医保，让不少患者家属为之振奋，业内将其视为罕见病药物在医保谈判中“零的突破”。
（2021年2月24日，广东茂名，在家中接受拍痰背心治疗的“米粒”，患有脊髓性肌萎缩症，一种逐渐丧失运动神经元的罕见病。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而同样备受关注的另一款天价抗癌药却拥有与之截然不同的命运。价值120万元的阿基仑赛注射液（商品名：奕凯达）虽然通过了初步形式审查，但却未能进入医保目录谈判环节。北京市医保中心主任郑杰对外表示，这种药品也许疗效好，但由于价格远超基金能力和老百姓的负担水平，不具备经济性，没有能够通过评审，最终未获得谈判资格。
中金公司的报告指出，中国药品市场规模绝对值靠前，但人均药品费用较低，用药结构处于调整阶段，用于创新的支付潜力尚待释放，支付体系构成单一，满足多层次需求的潜力尚待发掘。
据2019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和OECD数据，2019年我国人均医疗卫生费用约为700美元，GDP占比为6.67%，人均药品费用约为260美元；同期美国人均医疗卫生费用为1.2万美元，占GDP比重达17.6%，人均处方药费用(不含OTC)为1128美元。
中金公司称，美国专利、监管与定价体系强调药品的创新性与临床价值，赋予了新药及药企较大限度的定价权，同时其筹资支付体系也有能力为创新支付高额溢价。而中国用药结构处于调整阶段，用于支付新药的潜力尚未释放。
“我们的医保是基本医疗保险，如果都用来承担创新药的高投入、高风险、高价值，显然不现实。但现在固定的医保报销方式对创新药又不适合，因为报销比例固定，资金池有限，这种情况下只能降低单位药品的价格，但降低价格之后也会导致另一些问题的出现。”宋瑞霖说。
“我们需要建立多元的支付体系，目标是减少人民群众的用药支出。政府出自己能出的那部分，让商业保险、慈善机构、企业捐赠结合起来负担一部分，尽量降低个人支付部分，制定合理的比例。”宋瑞霖曾在多个场合进行呼吁，“以临床价值确定创新药的价格，根据支付能力确定支付比例，必须要建立一套符合创新成本构成和价值的市场支付体系。”他表示。
“医疗保障不能仅仅只有医保基金一种途径，医疗救助等也是创新药物特别是新药支出的重要来源。因此，充分发挥各方面的作用，发展医疗慈善事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四川天府健康产业研究院首席专家孟立联曾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
除了等待多元化支付方式的构建，创新药企们也或主动或被动地将目光转向全球市场。免疫学家、创新药投资人朱迅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只靠中国的市场很难支撑一个创新药的价值，特别是很难支撑高估值的创新药企业。“它的市值是没法承受的，这就是我以前经常说的，创新药最大的市场在美国，实际上美国医保是全球创新药市场的主要买单者。”
王印祥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当下辨别生物医药公司的前景，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就是产品有没有全球市场。
在他看来，当下趋势是要求做出差异化、有价值的产品，即药品一定要有临床价值，在临床价值的基础上还要有市场价值。“从全球医药公司利润结构来看，美国市场贡献是最多的，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在全球市场占比大约10%，因此全球市场至关重要。”王印祥称。
截至2021年11月底，国内医药行业已经有23个交易为License-out。其中，百济神州（688235.SH，06160.HK，BGEN.US）将TIGIT抗体的主要海外权益以29亿美元的价格授权给了诺华，刷新中国药企单品种对外授权金额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