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宇中国信托业协会副会长，中融信托党委委员、常务副总裁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要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这为全年各项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战略方向，信托业也将紧密把握《政府工作报告》的精髓，在拓展国内需求及转型升级、资产财富管理及私募投行业务中深挖潜在优势，实现创新突破，同时也将进一步关注大资管生态环境的变化，顺势而为。那么，在全球经济艰难复苏的严峻形势下，中国信托业面临的监管环境、信用环境及市场环境发生了怎样的深刻变化？如何由简单粗放的发展模式逐渐转向稳健的高质量发展模式，从而顺利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行业可持续发展？带着一系列问题，本报记者日前专访了中国信托业协会副会长、中融信托常务副总裁游宇。 本报记者：“十四五”时期，中国信托业面临的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游宇：“十四五”期间，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政治经济格局加速演化，外部金融风险增大，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也随之增加；国内形势尽管承压但总体向好，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一万美元的基础上，未来要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的目标，意味着需要充分利用我国深度参与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影响力、完整齐全的制造业体系、现有超大规模的国内消费及金融市场、已形成一定规模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化规模等众多优势，对当前经济结构做出重大调整以实现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这是现阶段包括信托业在内的全社会各行业面临转型的宏观大背景。 从大的竞争格局来看，随着未来金融业进一步开放，国内资管将迎来转型发展的新阶段，市场更加开放透明，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十四五”期间，在资管新规强调“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下，信托业将面临更加严格的监管环境，回归信托本源、开展转型业务将成为信托公司重要的工作方向。2020年银保监会对《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细化了资金信托业务的监督和管理，进一步落实了资管新规对信托业的要求。同时银保监会要求行业做好信托文化建设工作，行业协会要求各公司制定信托文化建设纲要，开展系列信托文化建设工作。这些都对信托公司尽职履责，对“受益人合法利益最大化”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 此外，从市场环境来看，随着对传统融资类业务持续压降，信托行业将进一步加大对创新业务的投入力度。其中，规范化、差异化、精细化管理是关键，这对信托公司整合内外资源以获取优质资产、增强客户黏性的能力同样提出了更高要求。 本报记者：随着“一法两规”的颁布实施，我国信托业的制度定位逐渐明确，信托业如何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游宇：信托行业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信托公司利用信托产品覆盖的业务生态圈，形成灵活的跨行业、跨市场的产业链，凸显其金融服务功能。随着“一法两规”的颁布实施，行业制度定位逐渐明确，信托公司要做专业的受托人、主营信托业务的金融机构，在服务实体经济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020年以来，信托行业积极顺应监管导向，围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实体经济提供了更多长期资金支持，持续压降传统融资和通道类业务，加大对投资类信托业务的投入力度。根据中国信托业协会的统计，截至2020年四季度末，信托行业管理资产规模达20.49万亿元。其中，投入实体经济(不含房地产)的信托资产余额约12.91万亿元。证券投资类信托规模持续增长，标准化金融产品投资的资金信托金额为2.26万亿元，按年同比增长15.44%。 未来，信托行业应充分发挥横跨资金、资产、资本市场的制度优势，利用股权、债权、资产证券化、产业基金等多元化的运作方式，紧密围绕实体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财富管理需求，充分挖掘信托在财产传承、财富管理、养老服务等多方面的本源优势，加大对标准化投资、消费金融、养老服务、产业投资、科技金融等创新业务的投入力度，继续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提升直接融资占比。大力普及和宣传信托文化，改变社会对信托仅仅是单一理财产品的浅显认知，积极拓展信托法律关系的应用范围。“十四五”期间，在实现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的远景目标下，信托业也将继续加大绿色信托的投入力度，积极支持绿色投融资活动。2006年，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组织(UN PRI)首次正式提出环境、社会、治理(即ESG)概念，2020年12月20日，中融信托董事长刘洋在出席“深圳先行示范区首届金融峰会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2020年会”时，公开提出信托要引入ESG理念，围绕一个中心，聚焦三大业务板块，推动三大变革，完成三项提升，打造五大品牌形象，(简称“13335”工程)。其中，一个中心三大业务板块是指私募投行、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三大变革指组织架构变革、绩效评估机制变革和信息科技变革；三项提升指产业研究能力提升、客户服务能力提升和风险管控能力提升；五大品牌形象即责任中融、合规中融、科技中融、专业中融和文化中融。 本报记者：去年，信托业在过往“去通道、控地产”基础上，又多了一道“逐步压降融资类信托”的难题。从长期来看，“逐步压降融资类信托”是信托公司回归本源的转型目标。2021年，信托业及信托公司的转型升级将体现在哪些方面？ 游宇：进一步压降融资类信托业务，积极转型拓展创新业务，既是落实监管要求，也顺应了现阶段信托行业转型的客观发展规律，今年信托业及信托公司转型升级预计将主要体现在： 第一，进一步完善标品信托投资体系，积极开拓以股票投资为主的MOM(管理人的管理人基金)产品、FOF(基金中的基金)产品和以债券投资为主的现金管理业务。寻找优秀的投资管理人，优化名单设计、投资管理、营销服务、IT支持等业务流程。第二，积极探索新的投资业务方向，尝试新的产融结合业务模式，重点关注芯片行业、绿色信托、非标转标、供应链金融、私募股权(PE)投资、国企混改等领域。第三，对传统房地产业务重新梳理，改变投融资业务体系，坚持“房住不炒”的原则，围绕刚需住宅、养老地产、长租公寓、城市更新等政策鼓励类业务展业。配合房地产“三条红线”监管要求，在当前严控房地产企业有息负债增速的背景下，借鉴海外成熟市场经验，加快发展存量物业升级改造、类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存量经营性物业资产证券化等业务。第四，持续加强对“受托管理+指令服务”为特点的服务信托业务投入力度，进一步提升家族信托、慈善信托、养老信托等新型业务的比重。第五，对基建类业务，一方面适度发展包括政信合作在内的传统基建业务，另一方面进一步推进产、融、投一体化联动模式，积极拓展5G产业链、人工智能产业链等新基建业务。 本报记者：随着信托行业步入规范化和精细化发展，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刻不容缓。在数字化大潮中，数字信托是否是未来创新的一个方向？ 游宇：去年3月末，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将数据纳入市场化配置的五种关键要素之一，为有效推进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总体指引。数字信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经济法研究室主任席月民指出，2016年耶鲁大学教授杰克·巴金(Jack M。 Balkin)在隐私数据保护领域首次主张应采用信托工具解释数据主体与数据控制人之间的关系，随后业界开始对数字信托进行关注和探讨。对信托公司而言，现阶段数字信托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长远看，数字信托将是信托公司业务创新的重要方向之一。在挖掘创新业务、优化业务流程、提升风险管控效率、完善线上线下服务平台体系等诸多方面均具有重大意义。 不过数字信托的创新，短期内也面临一些现实挑战。首先，对数字化处理的合规标准需要明确。在数据应用上要有法可依，保护用户权益，比如关于用户的隐私信息保护、应用边界等。其次，我国信托法规定，信托财产不能确定的，信托无效。所以，关于数字化财产的定义、范围、权属等都需要在法律法规上予以明确，这样才能真正切实推动数字信托产品的实操性、多样化以及规模化应用。最后，数字化应用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数字信托作为创新金融产品，是数字化金融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因此需要打造联通数字化生态系统和传统信托产品的一体化平台，形成互通互联、高质量的数字金融体系。 数字信托是发展科技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短期内虽然对信托公司而言有较多现实约束，但可考虑以单个项目落地为主，先行先试。比如，在数字化立法领先的地区或城市进行试点，寻找数字权属相对清晰、流程较稳定、业务模式相对简单的应用场景。长期看，信托公司则应围绕数字化资产和资产数字化，强化科技赋能，加快补足金融科技短板，在数据托管、数据工厂、数据交易、数据应用等各环节探索新的信托业务模式。此外，信托公司应进一步与监管部门和数据持有者加强合作研究，推动数字信托监管法规的建立和完善，使数据这一新型要素作为信托财产的数字信托产品尽早推向市场。 本报记者：后疫情时代，经济放缓带来了很多风险和挑战，稳定资产质量的压力较大，信托业如何增强自身的抗风险能力？ 游宇：抗风险能力是衡量信托公司主动管理能力的主要指标之一，是对信托公司资本实力、公司治理、内部控制、风险管理、人员素质、系统建设、客户管理等全方位的综合考验。抓手很多，相对分散，但这些抓手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魂，那就是信托文化。“守正、忠实、专业”是信托文化的黄金三角点，只有守正，遵纪守法、尊重公序良俗，才能更好地践行社会责任；只有忠实，以“受益人合法利益最大化”为核心，才能不负委托人和受益人的信任；只有专业，才能管得住、管得好信托财产，不负资管行业作为社会财富管理专业机构的定位。围绕这三点，信托行业开展再多的工作也实属必要。具体而言，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增强自身的抗风险能力： 第一，加强受托人文化建设。自上而下积极学习和深刻理解受托人文化的内涵要义，将受托人文化融入行业风险管理文化中，强调受托人责任和义务；将防范不当受托行为纳入风控管理的流程中，牢固树立受托意识、风险意识。 第二，增强法律合规意识。严格要求从业人员具备管理风险的合规意识，把风险管理培训放在重要位置，强化对各类业务风险的认知和识别能力，加强对法律合规要求的红线、底线认知；加大行业品牌建设，树立良好的形象，增强从业人员集体荣誉感和归属感，树正风、正气，营造干净廉洁的工作环境，有效防范合规风险。 第三，强化培养风险管控能力。树立风险意识、责任意识，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综合素养，将风险意识与专业能力进行匹配。一是提升风险管理的专业性，增强风险判断的前瞻性、准确性，有效识别、判断项目风险，筛选出优质核心资产，持续增强整体资产质量。二是强化专业研究能力，对新政策、新业态、新模式、新办法等进行深入研究，加深对具体行业、产业的理解，精选优质赛道，有效提升主动投资能力。三是不断完善内部管理体系，建立全链条、全流程、全覆盖的风险管理体系，建立跨部门的合作共享机制，打造流畅、透明、高效的信息交流平台，降低业务流程各环节风险积累的隐患。四是提升风险管理数字化、科技化水平，运用信息化、数字化以及智能化金融科技手段，加强对业务流程各环节风险因素的收集、分析、识别及预警能力，提高风险防控管理效率。（文章来源：金融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