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文网站评论刘正教授的名著《京都学派》一书
喜讀劉正教授的名著《京都學派》一書 / 黄溟
最近，中華出局出版了從事海外漢學、古文字學、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我國著名學者劉正教授的《京都學派》一書。該書是最近二十幾年的海外漢學研究熱潮中第一部以某一漢學學派為研究主題的專題漢學史研究著作。對於國內漢學史研究的深入發展具有重要的領先意義。
關於《京都學派》一書主要的研究突破點，我個人認為是：
首先，該書訂正中日兩國學術界在過去七十多年中關於京都學派在概念起源、主要創始人生平和學術觀點等方面的一些不當的觀點。如對李慶教授、錢婉約教授等人學術觀點和學術著作的指正和批評。該書第40頁針對李慶教授在《日本漢學史》一書中主張梅原猛是梅原末治之子的說法，提出質疑，並以歷史史料為證據，否定了此說：
李慶《日本漢學史》（第二卷）中主張：“梅原末治……子，梅原猛”，見該書396頁。此說可能不對。因為根據梅原猛《學問のすすめ》一書中的記載，梅原猛的“父親是梅原半二，母親是石川千代”。可見他們之間沒有父子關係。李慶《日本漢學史》（第二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年。
該書第54頁還訂正了李慶教授在《日本漢學史》一書中主張的狩野直喜和服部宇之吉同時來華留學說，在第56頁訂正了李慶教授在《日本漢學史》一書中主張的狩野直喜在上海接觸西方漢學說……不僅如此，該書第65頁還對桑原騭藏名字的由來和出生日期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和認真的考證，走在了日本學術界的前面。如作者考證說：
從名字上看，兄長叫桑原制一郎、弟弟叫桑原勩三郎，那麼按照桑原家族的這一命名 慣，桑原騭藏最初的名字應該是叫桑原“某”次郎的吧，而不可能是“桑原騭藏”。從口從制的“制”字和“勩”字的意思全和商業有關，那麼，很可能桑原騭藏的本名是“桑原質次郎”或“桑原贄次郎”，而“騭藏”可能只是他的字型大小。這裏的“質”或“贄”也是和商業活動有關的字。（65頁）
而對於他的具體出生日期，作者詳細分析說：
我猜想，之所以選定這一日期，“明治三年（1870）十二月七日”是當時日本通行的舊曆，換算成西曆的話是1871年1月27日。桑原父母顯然是把日本農曆當成西曆來申報出生日期了。明治時代，日本逐漸西化，在申報戶籍時，經常出現把日本舊曆的日期直接當成西曆申報的現象。這一問題至今在我國部分落後和邊緣地區也大量存在著。（64頁）
並且，作者認為：
就是日本學者的觀點，因為沒有注意到宮崎市定博士的解釋，也沒有注意到日本舊曆和西曆的換算問題，也時常有出錯的。如，著名的日本漢學史家近藤春雄博士在《日本漢文學大事典》中就是主張“桑原騭藏（1870－1931）”說的。顯然也是錯的。當然，無論是錢氏還是質疑錢氏的人，包括日本學者宮崎和近藤兩博士，顯然還沒有意識到這裏面存在著新舊曆法換算這一小問題。（64頁）
該書第75頁針對國內學者肯定桑原騭藏史學為日本魯迅的觀點，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國內學者有人主張：“桑原是通過批判中國人的國民劣根性和褒揚孔子等人的偉大思想與人格這兩種方式，來建立自己的價值觀。耐人尋味的是，桑原對中國人國民劣根性的批判與魯迅的改造國民性思想多有相通之處。”劉正教授在分析了桑原史學的特點後，提出了不同觀點：“我實在看不出他們所分析出的上述東西是否真的就是桑原史學的真諦，我進而懷疑他們是否真的瞭解桑原史學和桑原本人”。（75頁）
其次，該書在實證的基礎上，該書在102頁第一次指出了京都學派創始人的核心治學方法直接源於清代考據學家趙翼，而非國內學術界所熱衷於鼓吹的羅振玉和王國維。這一點對於國內學術界尤其具有啟發意義和價值。他考證說：
內藤湖南博士的文化中心移動說在其起源上則是和清代乾嘉學者的地理學思想、尤其是和趙翼的史學思想是分不開的。趙翼史學中的經世致用學說和氣運地氣說在內藤史學中被發揮到了極至。不瞭解這一點也就無法把握內藤史學，乃至於解釋內藤湖南博士的以學論政的一生。趙翼在《長安地氣》一文中就公開主張中國古代都城自西向東遷移的原因是“氣運”演化的結果。而這一點則深深地打動了內藤湖南博士，並引以為知音。他由趙翼的“氣運”的移動說聯想到了中國古代社會中多次出現的文化中心的南北或東西的移動現象，由此而來終於創建了他自己獨特的文化中心移動說。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提出的“讀史以觀世變”的思想，幾乎就是內藤湖南博士唐宋變革說和文化中心移動說的立論依據。從此以後，精通趙翼的史學思想成了他的弟子們的看家法寶之一。（102頁）
相比之下，他對小川琢治的研究特點給予了國內外學術界前所未有的評價：
在研究方法上，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創始人中，只有小川琢治博士的研究方法和論文風格是最中國化的，即，他是百分之百的使用中國傳統的從版本學的研究入手，利用文字訓詁學和地理學來考證文義。他所增加的只是西方的比較語言學的方法而已。這是他和其他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學者們的最大區別。（135頁）
再次，該書對內藤湖南、桑原騭藏等人學術思想和研究方法進行了系統的總結。並指出了他們對後來京都學派發展的直接影響。該書還對早期創始人每一位學者的研究方法和學術思想進行了總結和解析，使我們對每一位學者的研究特點和風格的差異性，一閱便知。比如論述狩野直喜的研究特點時就總結說“在對史料的使用上面，狩野直喜博士對古代文獻和新發現的敦煌文獻雙重並用原則，尤其是後者，和內藤湖南博士的使用新出甲骨史料考證上古史一起，他的使用新發現敦煌史料考證中古文學史的實踐，構成了東洋史學京都學派在中國古代史（特別史專門史）研究上的新的史學研究模式。”而對於桑原，他則評價：
在桑原騭藏博士的設想中，歷史學是一門如同自然科學那樣的學術，歷史學的研究結果應該是無論誰來研究都應該是得出同樣的結論。他特別強調歷史學研究過程中的“無思想性”的特點，也即沒有傾向性的研究。（80頁）
該書作者雖然和京都學派的祖師們有著直接的淵源關係，但是，通讀全書，劉正教授的愛國熱情和正義感時時躍然紙上。他對內藤湖南、桑原騭藏、小川琢治和矢野仁一等人熱衷於為日本侵華戰爭出謀劃策的表現給予了無情的批判和指責。他甚至還對考古學家濱田耕作利用考古來迎合日本侵華政策的觀點進行了揭露：
當然，也無可隱諱，他的這一研究在今天看來是很正常的，但是在當時卻因為過分主張中原文化和滿蒙文化的差異性，為當時日本右翼學者的“滿?蒙領土非支那”說提供了所謂考古學證據。不管他是有意而為之，還是無意而為之，他的考古學研究以及日本侵華期間他在日本軍隊的支持下的在中國各地強盜般的考古活動，更拉緊了他與日本軍部的關係。日本陸軍中將、戰略理論家石原莞爾早在1927年就曾聲稱：“滿?蒙並非漢族的領土，相反其關係與我國卻很密切”。而濱田耕作博士恰恰是從這時開始，集中力量從事中國東北滿?蒙地區的考古活動。（154頁）
另外該書從內容到注解都處處體現出有關京都學派的掌故和歷史，很多掌故只有親身到過那裏的人才能瞭解。比如該書對於羽田亨考京都大學研究生一事，作者就如下注解：
至於說為什麼他沒有直接考母校東京帝國大學東洋史權威白鳥庫吉博士的研究生，筆者疑惑很久，也曾多方查詢，一直苦無讓我滿意的答案。莫非是白鳥博士向他推薦京大的元蒙史研究水準更高？可是1907年時候的內藤和桑原兩博士還沒有在這方面的力作，當時，東大的兼職教師那坷博士才是名震中外的元蒙史專家。在當時的日本，東大的本科畢業生卻離開東大去考其他的大學或帝國大學，這本身就是一件十分異常的事情。（176頁）
而當羽田亨從京都大學東洋史講座講師調到語言學講座任副教授時，他也加以分析：
雖然同在一個學部，但是更換教研室的現象還是比較異常的。按照當時日本的 慣，羽田亨似乎應該不會遲到1913年通過更換教研室才獲得副教授的職稱吧？從資歷上說，1913年之前和他同為文學部講師的就有富岡和濱田等人，矢野更比他早一年由講師晉升為副教授。在當時的日本，同時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和京都帝國大學的，幾乎可以立刻出任教授或副教授的，而羽田亨卻等待了四年還無望，成了個老講師，於是，在新村出博士的賞識下，本來該留給自己學生的副教授職位和工作機會，新村博士送給了年輕的羽田。這或許就是他離開東洋史講座的真相吧？我是這麼考慮的。（177頁）
這些問題意識也只有親身經歷過留日的人才能覺察出來。
總的來說，該書內容豐富，又提供了大量的原始照片，使我們對這一學派的產生和發展有了非常具體和客觀的瞭解與認識，也加深了對被研究者本人的直觀瞭解。作者長期留學達十年之久，而且也是師出日本京都學派，和他的這些被研究物件具有直接的淵源關係。因此，該書的寫作也是體現了京都學派的治學方法和研究特點，處處以考證為立論依據。該書的《東洋史學京都學派成立的前前後後》一章寫得簡明扼要，從“東洋史概念的形成”到“從德國歷史語言考據學派到東京帝國大學史學科”，再到“從東京帝國大學到京都帝國大學的東洋史學講座”，終於迎來了核心內容的“東洋史學京都學派三大創始人：桑原騭藏、狩野直喜和內藤湖南”一節文字，最後以“東洋史學京都學派和京都帝國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結束了這章具有歷史學家氣魄和洞察力的論述。從學理上把該整個京都學派和東京大學、和德國歷史語言考據學派的關係進行了詳細的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