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短期见效快，货币政策有助于协调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同时不能孤立看待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空间，应统筹考虑政策面临的共同约束，要避免用下一轮经济周期来消化上一轮政策调控的“后遗症”。
■闫坤 张晓珉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协调联动，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当前，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联动应坚持“扬长避短”，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联动需要以统筹兼顾跨周期和逆周期，保障经济“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当前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联动的特征
我国拥有政策协调联动的体制优势。与部分西方国家央行独立于政府甚至私营不同，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同属国务院组成部门。在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领导下，两大政策在协调联动方面拥有天然的体制优势，搭建了诸多协同机制。如国务院金融稳定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均包括财政部门，政策沟通及时高效。又如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行使金融业监管职责，财政部和地方财政则承担中央金融企业和地方金融国企出资人职能，共同保障金融企业健康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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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间市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操作的重要交汇点。银行间市场是国债、地方债发行的主要场所，承担了弥补财政赤字、发现国债价格等重要职能，是财政政策操作的重要平台之一。同时，银行间市场也承担了央行正逆回购操作、调整货币供给、引导市场利率等重要功能，承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银行间市场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联动的主要场所之一，如国债、地方债和特别国债在银行间市场发行规模较大时，人民银行常于银行间市场加大货币投放，对冲债券发行的流动性冲击，协同保障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和财政融资目标顺利实现。
国库现金管理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天然联系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联动的底层基因之一是二者基于且作用于货币流通，尤其在国库现金管理方面体现最为明显。财政资金的入库和拨付需要通过银行体系进行。当财政征税缴费时，基础货币将相应减少，在乘数效应下，社会部门货币供应量将成倍收缩；反之在财政资金拨付时，财政性资金转化为储蓄存款进入商业银行体系，基于乘数效应，货币供应量成倍增加。为平滑财政资金收拨对社会流动性的影响，货币政策往往相应调整货币供应量，体现明显的协同效应。
财政金融协同成为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重要政策工具。疫情暴发后，针对中小微企业的财政贴息贷款体现出明显的财政金融协同机能，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鲜明的结合部。除财政贴息贷款外，税收减免、延长税期、税制优化、转移支付等多种财政政策工具，与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支持工具、支农支小再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绿色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协同发力，有效引导金融资源和财政资源支持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共同推动我国经济“锻长板、补短板”，向高质量发展的更高形态迈进。
财政货币政策协同以两大政策具有独立性为前提。货币与财政并非彼此的附庸，政策协同不意味着彼此失去独立性。应建立防火墙隔离机制，保持彼此政策独立性，维持财经纪律，避免财政金融顾此失彼。如《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目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空间充足，不搞财政赤字货币化，可有效防范通胀失控、杠杆激增、资产泡沫、国家信用丧失等风险。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联动应坚持“扬长避短”
财政政策涉及面广且兼有结构性功能，有助于解决中长期的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一方面，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货币政策边界则主要在金融经济范畴。另一方面，财政政策不仅是宏观经济波动的调节手段，也兼顾微观调整和结构调整机能，而货币政策则主要聚焦于总量调控。因此，应发挥财政政策涉及面广和定向支持性强的长处，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以经济手段扫除制约经济长期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发展，矫正经济主体激励，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
财政政策短期见效快，货币政策有助于协调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财政政策具备时滞较短、针对性更强、实施机制更直接有效的特点，是“立竿见影”稳定宏观短期需求的手段；而货币政策要通过金融体系的传导机制层层传导，进而改变社会流动性，最终间接作用于实体经济，政策效果时间滞后长。但财政政策在提高有效需求时可能抬高利率水平，导致公共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政府支出对私人部门消费可能产生“挤出效应”。因此，财政发力时，需要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维持适宜的利率环境，相对抑制名义利率涨幅，规避财政发力的挤出效应，甚至使实际利率下降，拉动消费和投资。
不能孤立看待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空间，应统筹考虑政策面临的共同约束。要避免用下一轮经济周期来消化上一轮政策调控的“后遗症”。首先，当前我国房地产价格高企，货币政策应坚持不搞“大水漫灌”，财政政策应解决土地、财政、金融的旧有循环模式。其次，我国金融资产结构以债权为主，投资、信贷等存在“棘轮效应”，杠杆率易升难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发力应优化资源配置，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杠杆率升高。再次，疫情冲击导致全球供需错位叠加流动性宽松，大宗商品等原材料价格攀升，当前我国PPI居于历史高位并可能向下游CPI传导，两大政策应相互协调避免通胀激增。最后，资产价格与物价上升，导致资本与劳动的报酬差距扩大，增大贫富差距，政策应发挥定向调整和转移支付功能，推动共同富裕。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联动的政策建议
第一，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稳健货币政策为辅。一是从短期视角看，财政政策见效更快，“一竿子到底”直接触及实体经济。二是从中长期视角来看，具备结构调整功能的财政政策更能触及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解决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三是从政策余地来看，财政政策空间更大。货币政策方面，我国于2021年2次降准，面临通胀、宏观杠杆率高等风险，且美联储已缩减购债规模，未来可能加息甚至“缩表”。财政政策方面，即使以两年平均值消除基数效应，2021年前11个月财政收入增速依旧明显高于支出增速，财政存款余额较往年偏高，且政府部门杠杆率处于全球中等偏低水平。在逆周期发力和跨周期调节中，财政政策更应是政策舞台主角。
第二，财政政策从收入端减税降费转向支出端积极发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面临三重压力，其中需求收缩首当其冲。财政政策应加大支出力度，提振有效需求。一方面，推动投资项目申报审核，加大对新能源、新基建的支持力度，适度超前布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加快推进实施“十四五”规划《纲要》确定的重大工程项目，并因地施策，补齐基础设施薄弱区域的传统基建“欠账”和民生保障项目“短板”。另一方面，扩大财政赤字率容忍度，综合运用国债、地方专项债、一般地方债等金融工具，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等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更加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重大工程项目。
第三，货币政策要为配合财政政策发力营造良好金融环境。首先，货币政策应做好支持地方政府专项债、国债等发行的相关工作，对冲财政收支，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其次，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堵点和难点，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LPR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再次，鼓励银行利用更多创新型工具多渠道补充资本，改变考核机制和免责机制，调动金融机构业务人员积极性，大力支持小微企业，全面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最后，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牵引带动作用，引导金融资源精准直达实体经济。
第四，协同支持扩大内需战略。消费是经济“压舱石”，扩大内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必由之路。优化二次分配功能，把公共财政资金向低收入者和生活困难者倾斜，并支持吸纳劳动力强的产业发展，支持提升劳动力技能，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综合运用家电汽车更新和再次下乡、消费补贴、增值税留抵退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财税政策，真正惠企利民，提振消费信心。同时，保持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不减，继续对涉农、小微企业、民营企业提供普惠性、持续性的资金支持。
第五，“跨周期”构建经济增长新动能。两大政策应超越需求侧调控和总量视角，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结构性减税、转移支付、信贷定向支持等政策工具，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科技创新和绿色减排。强化经济微观单位和个体细胞，引导民营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培育“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加快构建自主可控、安全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引导产业链关键环节留在国内，并培育先导性和支柱性产业。发挥国家信用“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引导建立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和政府投资基金，形成财政资金、金融信贷、民间资本、科研院所等的多元投入格局，支持科技创新发展。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和定向金融支持来缩小区域间的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避免产业结构趋同和产能过剩。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高级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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